一年來，這些變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：反家暴法明天就要實施了，“打老婆天經地義”成爲曆史；全面二孩已經放開，實行了30多年的“獨生子女”政策成爲曆史；“稅收法定”寫入立法法，政府隨意征稅成爲曆史；居住證制度全面實施，戶籍壁壘終將被打破……
這些改變，是高層作出的決策。決策的背後，有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推動的身影。
有的代表身患癌症，但不妨礙調研履職，建議議案一提再提。問題不解決，答複就是“不滿意”。問題开端解決，他們考慮如何進一步推動。共識，在一次次互動中逐漸形成。
今年全國兩會在即，新京報找到了這些代表委員中的“代表”，講述他們的履職經曆，講述重大政策變化背後的故事。
第十一屆、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，中華PP电子學院教授，長期從事婦女兒童問題研究，自上世紀90年代初，就致力于推動反家庭暴力立法。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》（以下簡稱反家暴法），將于2016年3月1日起實施。
這部执法的實施，是我國法制化進程的裏程碑之一。“打老婆天經地義”、“揍孩子通情达理”這種傳統意識中的糟粕，將會在执法的框架下获得過濾和清除。
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一部执法從立題、調研、討論到立法、施行，那些推動者經曆過怎樣的艱辛。
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，许多人叫孫曉梅“硬茬”代表，推動新法立法受阻时，她立即向有关方面回复：我不满意！
罹患癌症近6年，在“連坐起來的力氣都沒有”的時候，她還在想著幫助一位被丈夫虐待致死的婦女家屬。
今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聚会会议，孫曉梅继续和家庭暴力“死磕”，她准备提交建议：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，应引入专家证人制度，由家暴问题专家资助法庭查清事实。
新京報：3月1日，反家暴法就要開始施行了，你怎樣評價這部执法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的职位和意義？
考察一個國家人權保障的水平，主要就看它對弱者的保護水平，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人群是婦女、兒童，反家暴法體現出對弱勢群體權益的保護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，家庭暴力是導致家庭破裂、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，反家暴法有助于家庭穩定、社會和諧。
新京報：此前，和反家庭暴力有關的內容，在许多执法中都有體現，但不集中。
孫曉梅：之前，规范家庭暴力行为的执法划定，疏散在婚姻法、刑法、妇女权益保障法、治安治理处罚法等多部执法中，司法机关最需要明确的内容在这些零散的执法中，没有明确划定，例如什么是家庭暴力、发生在哪些人之间、预防措施、案件统领、证据原则等等。
孫曉梅：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执法划定，险些同样的家庭暴力案件，在差异地域泛起了截然差异的审判结果，量刑轻重纷歧、差异很大，有些案件罪名认定也存在巨大争议。反家暴法的出台和实施，解决了统一执法的问题。
孫曉梅：据官方统计数字，全国2.7亿个家庭中，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%，其中九成施暴者是男性，每年有近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。
新京報：這些年，“家暴”行爲從整體上有過怎樣的變化？
新京報：上世紀90年代，人口還沒有大範圍流動，家暴都是“關”在自家門裏。後來人口跨地域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，家庭類型出現了變化，同居關系這種“臨時組合家庭”增多，“同居暴力”隨之成了社會問題。
家暴的起因也有變化，上世紀90年代，施暴者主要是出于大男子主義等傳統不良觀念，近年來，物質糾紛引發的家庭暴力增多。但反家庭暴力的意識也有所增強，原來，受害者不敢講、不願講。現在，不少人不僅肯講，而且講得很細致，遭受了暴力不再忍耐，敢打110求助。
新京報：你從事這部执法的研究、推動已有二十多年，最初哪些原因引起了你對反家暴立法的關注？
孫曉梅：1990年，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家庭暴力问题，那时不叫“暴力”，更不叫“家庭暴力”，人们还不接受“家庭暴力”这个词，只叫“挨打”、“殴妻”。
1993年，中國治理科學院婦女研究所，也就是現在的紅楓熱線，做了一個項目，對北京市30個都市戶口和30個農業戶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做個案訪談，我承擔了對30個農業受害者的調查，沒想到調查農村婦女受虐待的情況比都市婦女困難得多，農婦們不認爲被丈夫打、受到暴力侵犯是一個問題，不願意講自己的經曆，不少人還用奇特的眼光看著我，“你爲什麽要問這些？”“你怎麽不上班？天天到我們村裏來？”
最終調查完成了，我深受觸動，從那時起，家庭暴力成爲我的重點研究課題。
新京报：調研、走访的历程中，有哪小我私家（家庭）或哪件事让你印象最深刻？
孫曉梅：印象深刻的太多了。去年浙江审理了一起同居暴力案件，一个女孩不堪忍受同居男友的恒久殴打，用刀捅死了男友。庭审时，女孩说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。她拒绝向男友的怙恃致歉，更是拒绝赔偿，一直喊：他（男友）罪有应得，活该！
實際上，開庭前，她的署理律師做過她的事情，她自己也清楚，向男友的怙恃致歉有利于給法庭留個好印象，可她仍然表現出了對男友的深入骨髓的恨意。我一直在想：究竟經受了什麽樣的暴力虐待，讓這個女孩有如此之恨？
新京報：據你了解，目前在國際上，關于家暴的立法情況怎麽樣？
孫曉梅：世界上至少有120多个国家对家庭暴力立法；其中对家庭暴力专门立法，或者以家庭暴力法命名的国家约莫有80多个。用专门立规则制家庭暴力已成国际生长趋势。
新京報：國外針對家暴的專門立法，你能記住哪些有特色的細節？
孫曉梅：有的国家设立“家庭暴力注册簿”，将虐待妻子的人统统纪录在案；有的国家有“紧急状况下掩护令”制度，接到报警，警方可以破门而入、制止暴力行为，还可以将遭受暴力的妇女儿童带离或者跟施暴者隔离，影戏《刮痧》描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。
孫曉梅：归纳综合来说，家庭暴力包罗身体暴力、精神暴力、性暴力等几类。反家暴法的界定是指“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、捆绑、蹂躏糟踏、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、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、精神等侵害行为。”明确点出了身体暴力、精神暴力，没有直接提到性暴力，不外，性暴力应该是包罗在其中的。
孫曉梅：最突出的亮點就是人身宁静保護令制度，遭遇或面临家暴，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宁静掩护令。
人身宁静保護令制度，是当前世界各国应对家庭暴力的主要司法救济手段之一，早在2008年，下层法院就有试点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到2014年2月，试点法院签发了约500份人身掩护令，对家暴受害者的掩护率达98%以上。
新京報：反家暴法制定過程中，同居暴力是否應該入法，曾引起過廣泛討論。
孫曉梅：是经历了一些妨害。2014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宣布的《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》中，并没有将同居暴力纳入到反家暴法的适用规模内。
有人認爲，同居關系並不是执法認可的家庭關系，所以“男友打女友”、“前夫打前妻”等同居暴力，不是家事，不屬于家暴，而是社會暴力。我則認爲隨著社會的變化、家庭形式的演變，反家暴法不應該將同居關系排除在外。2015年3月2日，最高法、最高檢等四機關出台《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》，將同居暴力納入其中。可2015年10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反家暴法草案時，一審稿還是沒有納入同居暴力。
我和不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當時都提出，司法機關的成熟做法爲什麽不能納入到反家暴法中？同居暴力入法可以體現出反家暴沒有禁區，我國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。直到兩個月後，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反家暴法草案時，才增加規定“家庭成員以外配合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爲，參照本法規定執行”，意味著同居暴力終于入法。
新京報：關于配合生活人是否包罗同性戀，也曾引起過爭議？
孫曉梅：反家暴法审议通事后，在新聞宣布会上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曾明确回应：配合生活人员不包罗同性恋。几天前，我受邀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研讨会，与会人员以同性恋（多元性别）为主，很认真地讨论一个问题：既然配合生活人不包罗同性恋，那么反家暴法施行后，“亲密同伴”之间的暴力行为怎么办？
新京報：從各個層級的責任和規定來看，目前的反家暴法可操作性如何？
孫曉梅：可操作性照旧比力强的，好比人身宁静保護令制度，当受害者由于威吓等原因，无法提出申请时，谁可以取代她向法院提出申请？一审稿的划定是近亲属。审议时，我和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提出，公安机关、居委会等机构应该成为代为申请的主体，特别是公安机关，由警方协助执行，对施暴者的威慑效果更好。最终的执法就划定，近亲属、公安机关、妇联、居委会、村委会、救助机构都可以代为申请人身宁静掩护令。
新京报：从調研、推動、立法到实施，反家暴法的降生，经过了哪些历程？
孫曉梅：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以調研为主，2001年，作为农工民主党中央妇委会主任，我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聚会会议提交“阻挡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”党派提案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跟反家暴有关的提案。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，2009年至2014年，我提交了6个建议，建议加速反家暴法立法进程。2012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暴法作为预备项目纳入立法事情计划，从那时起到执法正式出台，不到3年。
我想说的是，并不是我一小我私家推動反家暴立法，妇联、公益组织、全国人大等都做了大量事情，特别是从征求意见到一审、二审，展开了全民大讨论，反家暴法的制定历程也是我王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。
新京报：万事开头难，立题和調研历程中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。
孫曉梅：1993年做30个农业妇女受害者的视察，最后形成了30万字手稿，可手稿交上去之后，被有关部门搞丢了，研究不得不停顿，其时我很忏悔，如果有一些钱，复印了，该多好！
1997年，我們又做了一個反對對婦女施暴的調查，調查對象800人，工人、教員、學生、醫生、家庭主婦、律師、警官、社會事情者各100名，問卷調查入戶，有的施暴者威脅我們：“砍死你們算了，一了百了”。
新京报：有人称你是“硬茬”代表，在推動立法的历程中，有过哪些周折？
孫曉梅：2001年提交的“阻挡对妇女暴力行为建议”党派提案，卖力回复治理的部门是全国妇联，这让我很无奈，因为跟我相同，全国妇联也在呼吁反暴力，这相当于打出的球，又弹了回来。
2009年、2011年，我向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、三次會議，提交議案、制定建議，可有關方面答複：目前首要的任務是修法，家庭暴力的內容可以在各種执法中體現。也就是說，有關方面認爲，沒有须要專門制定一部反家暴法，修改其他执法中跟家暴有關的條款即可。我對有關方面的辦理答複，當即体现不滿意。
2012年，我又向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提交《關于加速反家庭暴力法立法進程的建議》，欣慰的是，這一年，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反家暴法作爲預備項目，納入了當年的立法事情計劃，反家暴法立法終于正式啓動。
新京報：新法實施後，在執行層面，你覺得哪些方面需要注意？
孫曉梅：首先是宣传教育，提升全社会的反暴力意识，如果没有意识，那么反家暴法只会停留在纸面上。
取證意識也很關鍵，好比“以暴制暴”的問題，怎樣證明長期遭受了家庭暴力？嚴重到什麽樣的水平？這都需要有执法認可的證據，可不少人沒有取證意識，或者不會取證。
還有一點，人身宁静保護令的代爲申請的主體，包罗公安機關，那麽公安機關如何跟法院配合？是不是需要對基層民警做培訓？這些細節都關乎反家暴法的實施效果。
新京報：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即將開幕，你會提交哪些建議和議案？還會與反家暴有關嗎？
孫曉梅：涉家暴刑事案件审理，应该引入专家证人制度，我准备提交这个建议。
涉家暴刑事案件往往很複雜，法官、檢察官是执法方面的專家，可他們能不能真正厘清家暴關系？好比受虐婦女殺夫案件，法官、檢察官能不能真正理解受暴婦女殺夫行爲的合理性？能不能真正體會到她們的極度恐懼心理？國外的成熟做法就是引入專家證人制度，由家暴問題專家幫助法庭查清事實。
新京報：罹患癌症近6年，你現在身體情況如何？學術研究、代表履職等會不會壓力太大，影響到身體？
孫曉梅：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可以，定期到医院检查。病情比力严重的是2010年，刚接受完化疗，躺在病床上，不能动，只能接听电话，这时得知了董珊珊案件，结婚才10个月的董珊珊，被丈夫虐待致死，其丈夫被认定组成虐待罪，可不少执法专家认为应该定为故意伤害罪。其时我很着急，很想为董珊珊做些事，可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我觉得，看待病情最重要的是心态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很重要，现在我不仅行动自由，还能出差呢，过些天就要到广西做一个儿童餐的調研。（记者 王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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